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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初心使命

2018-07-12 | 作者:费虹寰 | 来源:学习时报

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看似朴素浅白的一句话,里面有热情,有坚守,有牺牲,更有忠诚。

“为中华之崛起”而求索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给了他深刻的生命感受和历史记忆。他曾说,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

1910年春天,周恩来跟随伯父到东北求学。在奉天,他对老师提问的精彩回答,至今还在世间流传——

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学生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则出人意料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1913年,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这所新式学校在严修和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人才辈出,周恩来成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学毕业后,周恩来选择到日本继续求学。东渡日本前,周恩来回到沈阳母校看望同学,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又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篇。一句赠言、一首诗篇,表明了周恩来的远大理想。

在日本的求学生活,打开了周恩来由异域观察故国的新视角。他除了深入观察、深入社会生活外,每日都认真写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所思所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并立志“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他重拾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杂志,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于是,他很快投入到留日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活动中,并加入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新中学会。

周恩来1918年4月23日的旅日日记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过激派”“赖宁(列宁)”“劳农”“社会主义”等夺人双目的字眼。这期间,周恩来还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思想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日益深化。1919年4月回国前夕,他写下一首诗《雨中岚山》,诗作朴实无华,表现了周恩来初识马列主义的收获和欢愉心情。

从前“谈主义,我便心跳”,“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随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他受邀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发起组织觉悟社,逐步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由于领导请愿斗争被捕,系狱170天。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被拘代表们的狱中斗争情况和日记,由周恩来编成《警厅拘留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和狱友们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

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周恩来在法国补习法文的同时,开始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对信仰的追寻。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他逐个剖析在西欧社会存在的几大思潮,认为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用、不管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战后的欧洲受到关注,特别是北欧新俄政治,尤其夺取西欧人民的眼球。周恩来认识到,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德、法、英等国共产党的势力正逐渐壮大。特别是德国的共产党较为活跃,党员已号称30万人。法国的共产党自从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当时也已有大行发达的势头。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内北京、上海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收获了爱情。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指周恩来)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段有关爱情和断头台的回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死与共的爱情盟誓。甜美的爱情和坚定的初心和使命,伴随着他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直到生命的终止。

革命理想高于天

《共产党宣言》宣示的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1936年,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在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还保存着周恩来延安时期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周恩来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正如他自己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终其一生,周恩来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曾经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信仰的力量,支撑周恩来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1980年8月,邓小平曾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形象地描述了周恩来的工作状况:“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而在身边工作人员眼中,这样的工作状态更加具体可感。据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凌晨或深夜他回来,有时候累得不成样子,看他走的步履非常地艰难,拖着两个腿,非常地疲劳。我在给他开车门的同时,他就把整个身体,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右手揽着他的腰,左手牵着他的左手,那么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里,还得坐下来,在那里继续,批我们给他放下来的那么厚厚的一大摞的文件”。

1972年5月,周恩来被诊断患有癌症,直到1974年6月1日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据记载,1974年1月至5月期间,周恩来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住院期间,周恩来会见外宾65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每次会见时间大都是1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15分钟。

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见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首译者陈望道。他殷切地对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接着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激励他一生的书了。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