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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7 | 作者: | 来源:学习时报

——周逸同志访谈录



周逸

1920年生于山西太原,祖籍湖南长沙。在山西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于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山西省夏县中心县委、闻喜县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妇委巡视组组长等职务。1943年调到岳南三分区农会任常委,在士敏县农会蹲点,参加县委工作。1951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54年毕业留校工作,先后任党的建设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及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等,1985年离休。



“他们对党发自肺腑的热爱,对干部亲人般的爱护,深深烙印在我心里,使我理解了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党的根本任务和光荣责任是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共产党员,是否做到了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必须由人民群众来评价。”


“当我重新走上讲台和领导岗位时,已经57岁了,深深感到只有拼命地工作,才能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采访者:周老师,您年近百岁,是我们这次访谈年事最高的老前辈。我们从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和档案里知道,您很早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经历十分丰富,您能否向我们讲一讲这些经历?


周逸:我1920年10月出生在山西太原。当时的山西,正为辛亥革命后崛起的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所统治。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我的祖父在曾国藩湘军部下任职,民国初年去世后,父亲举家由长沙来到太原,住在湖广会馆。父亲在省政府财政厅、硝磺局等部门供职,做一名小职员,曾担任过科长、股长。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山西女子师范学校。当时的女师革命气氛较浓,有一批进步教师很活跃,其中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如解放后先后担任过省部级干部的狄景襄、李一清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热潮高涨,太原学生也纷纷响应,相互串联,宣传抗日。1936年春天,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又东渡黄河,一路挺进山西,直逼太原。尽管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太原城里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压迫越大,反抗就越强,进步学生追求真理、追寻共产党的思想更加强烈。我和其他进步学生都感到要抗日救国、推翻旧制度,就要依靠红军、寻求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已经以“战地动委会”的名义,在太原开展工作了,负责人是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战地动委会”的学生抗日工作由时为省政府高级公务员胡西安、职员智良俊、女师学生谢励等负责。谢励与我是山西女师同班同学,她1936年入党,是她介绍我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并在学校成立了党小组。


采访者:我们知道,七七事变后您根据组织安排去了解县,主要做什么工作?


周逸: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尽管全民抗战的热情高涨,但山西战局并不乐观,日军长驱直入。在太原失守之前,“战地动委会”的温玉梅同志找我谈话,分配我到解县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开展抗日工作,发展党的组织。9月份我与解县牺盟会主要负责人张其光同志接上组织关系。9月下旬,山西省牺盟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太原国民师范召开,周恩来同志在会上提出:“我希望牺盟会成为武装山西民众的领导者、组织者,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10月份,中心区负责人温建平同志到解县牺盟会召开党小组会议,会上温建平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指示,要求各县组织武装力量。随即大家下乡招募自卫队员,仅一个月就成立起了200多人的自卫队,大队长是梁应瑞同志,队员中还有运城中学的十多个学生。


同年12月,太原失守,日军打到了运城,距离解县只有40里路。于是,我们带领自卫队上了中条山,开始了游击战。我们组织自卫队拔鬼子的炮楼,炸敌人的碉堡,伏击到村子里抓鸡抢粮的鬼子。1938年8月,我调到夏县中心县委担任宣传部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薛韬,组织部长是席荆山,苏明和郝何炬分别担任妇女委员和青年委员。县委还有一个20来人的宣传队,队长是冯天顺。有一次我到夏县的尉郭镇给党员讲党课,遇到日本鬼子到村里扫荡。区委书记宁毓俊的母亲慌忙给我化妆成男人,穿上老百姓的衣服,让我藏在家中的柴火垛里。原以为日本鬼子抢了东西就会离开,没想到鬼子要在镇上安营扎寨,设立据点。半夜时分,宁毓俊同志返回家里,找到了我。他托着我爬上树,翻过院墙,送我到外村的县大队队长金长庚家。就这样,我脱险,回到县委机关。这段经历让我铭刻在心,我非常感谢老百姓的掩护和帮助,使我深深领悟到人民群众和党的干部之间如同水和鱼的关系,没有老百姓,哪里会有革命的胜利!


阎锡山十二月政变前,夏县中心县委改组,组织部长席荊山、青年委员郝何炬和我三人调翼城工作。十二月政变,阎锡山残杀共产党员,形势逆转,翼城干部有变动。地委书记李哲人同志于1941年初派我到闻喜县担任县委宣传部长。遵照他的嘱托,我在一名交通员护送下,顺路带着军分区司令员唐天际给平陆县委书记薛韬的电报,通知县委转移。由于走夜路,我在途中摔到山间里,昏迷中,被交通员和老乡抬到山窝里的老乡家。我躺在担架上找到薛韬同志,转交了电报,完成了任务。伤好以后,一直留在闻喜县工作。由于形势越来越险恶,同年7月,李哲人同志抽调了中条地区的一批干部,历经艰险,抵达武乡县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我和柴泽民、金长庚、闫家德、党水利等同志一起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其间,我们学习了党的基本理论,抗战的形势和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北方局妇委会担任巡视组组长。1943年,我调到岳南三分区,担任农会常委,到士敏县蹲点,参加县委工作,兼任农会主席。主要工作是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1946年5月《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下发后,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采访者:解放战争时您又随陈谢大军南下开辟鄂豫陕新区,是我党历史上“灵宝事件”的亲历者,对“灵宝事件”和您的爱人赵培铭烈士的事迹,我们在一些党史书籍中读到过,很受教育。这也是您永远的痛!请您向我们讲一讲这段经历吧。


周逸:解放战争后期,全国即将解放,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斗争形势异常艰苦。1947年6月,陈谢大军南下开辟鄂豫陕新区。9月,中央决定成立前委、后委,前委负责指挥在陇海和平汉铁路的前线作战,后委(也称区党委)则率领5个干部大队负责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这5个干部大队均按地委建制,各大队领导大部分是老解放区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队员则是从各解放区抽调出来的干部,还有些是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我的爱人赵培铭同志在第二大队担任副大队长,我和他在同一大队工作。第二大队负责在苏村庙一带开展工作,这是豫西灵宝县境内一个较大乡镇。这里的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知之甚少,所以,工作队入村后,宣传发动工作非常艰苦。我们一边帮助群众劳动,一边访贫问苦,用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用阶级深情感化群众,用实际行动教育群众。然后,再引导农民群众成立农会,组建民兵,分浮财,搞土改。


灵宝解放时,当地的土匪恶霸在保甲制下,拥有很强的武装力量。工作大队进入后,反动势力带着武装,有的逃往山区腹地,有的就地隐蔽起来,伺机反扑。9月,刘邓、陈谢、陈粟三大军主力在许昌会合,仅留有赵寿山的38军一个团保卫后委。10月初,国民党原灵宝县长狄昌伦、保安团长李子奎等人,多次召集县内原乡镇长们密谋暴动,企图消灭或赶走工作队。10月16日,他们纠集残匪和当地顽劣突然袭击了第二大队的驻地苏村庙。工作队的同志们顽强地抵抗匪徒们的进攻,我的爱人赵培铭同志为掩护同志们突围,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获。他被俘后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匪徒们最后竟用极端残忍凶暴的手段,将他活活砍死!


我当时因为到孙家窑参加贫农小组会议,提前离开苏村庙,侥幸脱险。“灵宝事件”发生的同时,其他大队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动乱。各种反动势力疯狂攻击我工作队驻地,残杀工作队员和农会干部,向翻身农民进行血腥倒算。从此,后委撤退到豫西。


我参加革命不久,就从学校转移到农村,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我亲身经历了对日寇的反扫荡斗争,组织农民反抗敌人的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目睹了战士同志们的流血牺牲。老百姓的苦难令人心痛难忍,斗争的残酷磨砺了革命意志。在党的教育下,我不断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我深深体会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决不是空谈,而是要勇于在实践中自觉锻炼,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关键时刻,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共产党员必须作好准备,随时经受住多方面的考验。


土地改革期间,农民向地主清算剥削债,使我受到极大教育。我亲身感受到了翻身农民得到土地后的喜悦和欢乐,朴实的农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兴奋地高呼:“共产党是我们翻身解放的带路人!”他们对党发自肺腑的热爱、对干部亲人般的爱护,深深烙印在我心里,使我理解了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党的根本任务和光荣责任是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共产党员,是否做到了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必须由人民群众来评价。


采访者: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校学员和教员,当时,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如何?党建学科又是怎样建立的?请您谈谈基本情况。


周逸:1951年9月,我由华东局组织部来到中央党校,参加第二期五班学习。当时,党校的地址是原清华大学农学院,环境优美,有山有水,树木成林,学习生活简朴。五班共有24名女学员,同住一间大教室,床铺用木板搭成,喝水要自己到伙房打,冬季取暖,大家分工负责烧火炉。一天的生活,重在读书,小组讨论主要是理论问题,支部大会进行讨论,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集体活动比较多。党校教学安排主要是系统地学习哲学、政经、党史、科社四门课程,其中还包括西方近代史、联共(布)党史、中国历史和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当时,党校任课的教员都是党内外资深的老革命、知名的理论家,像研究哲学的杨献珍、艾思奇,翻译过《资本论》的郭大力,从延安时代起就专攻党史的张如心等,他们都经常给学员们上课、辅导。我不是科班出身,没上过大学,到党校学习,深受教育。


1954年2月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和培训,中宣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党校建立党建教研室,由第一期毕业的许邦仪同志担任主任。7月,我们这期学员毕业了,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决定让我留校,参加党建教研室的筹建工作。其他成员有刘维新和郭冠儒,都是留校的学员。以后,还有胡庆山、陶漠如、李淑清三位留校学员参加教研室工作,又从北京大学调冯成国、雷明智、鲁真荣三位同志来做资料工作。组织健全后,教研室即着手安排教学工作。


1956年1月党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轮训全国省市在职干部的轮训计划》,党校负责落实此项计划。根据党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党建教学安排许邦仪同志首先作引言报告,说明党建学科的教学计划和要求,邀请中央有关部门或校领导进行专题讲课;教研室同志深入到学员中,进行马列、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辅导。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最后,协助学员进行个人学习小结。与此同时,党建教材的编写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采访者:您在“文革”中受到过不公正对待,恢复工作后又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工作,为中央党校乃至全国党校系统重建党建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方面的情况您能谈一谈吗?


周逸: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担任党建教研室(现称教研部)副主任,1966年“文革”爆发后,自然与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打成“走资派”和“黑帮”。


“文革”结束后,1977年3月党校复校,华国锋同志兼任校长,胡耀邦同志担任常务副校长。党建教研室恢复工作,重新确立了党建学科作为党校的一门主课,学科名称定为“马克思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胡耀邦同志对党建教学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要有正确的认识;二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三是要编写出具有思想性、理论性的教材,使学员弄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优良传统。


当我重新走上讲台和领导岗位时,已经57岁了,深深感到只有拼命地工作,才能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党建的教学任务格外繁重。党建教研室的人手和实力有限,唯一的出路就是发挥集体的力量,加倍地努力和付出。我和教研室同志一起加班加点写讲稿,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快就在校内推出了一系列课题,也培养锻炼了一批从事党建教学的年轻干部。


1979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我们了解到全国省级党校只有七个设置了党建教研室。为在实践中更加深入地宣传党的学说,完善党建学科的教学体系,我们于1980年9月在辽宁召开第一次党建教学经验交流会,简称年会,就全国党建教学工作交流经验。会上,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分别介绍了党建教学情况,发放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写的《党的建设教学大纲》(内部讨论用稿)。这次会议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对各地党校建全党建学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后年会成为例会,每年一次,不久,所有的省级党校都设置了党建教研室,完善了党建教学体系。


“文革”之后,党建教学工作得以长足的发展。为编写《党的建设教学大纲》,党建教研室致函李维汉同志,请教编写大纲有关事宜。他在回信中指出:“要以党章为范本,研究执政党建设问题,中国党的三大作风是长青的。”还邀请了邓颖超同志来党校讲课。她从党的历史角度,集中讲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志们进行了大量案头工作,最终于1981年集体完成了《党的建设教学大纲》。


1980年10月,根据中央党校与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党校合作议定书,党建教研室组团参加了由罗方组织的圆桌会议,进行党建教学交流。198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确定从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硕士理论班,党建教研室也举办了一期硕士理论班。1985年,党建教研室参加了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学研究项目“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同年,我65岁,正式离休,退出领导岗位。


1986年7月,虽然已经离休,我继续承接了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的研究课题,在与江苏省党校党建教研室共同努力下,课题基本完成,但因为苏联解体,国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经领导批准,就此结题。9月,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校委的批示,要求我招收博士生。从此,我又开始了教学研究工作,带博士生,直到1990年,我年满70岁。


采访者:周老师,您虽年近百岁,仍头脑清晰、做事认真。作为党校历史的见证者,我们想请您再提几点希望和建议。


周逸:中央党校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以培养中高级干部为主要任务的学校。从战争年代的延安党校,到和平时期的中央党校,党校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阵地和熔炉,培养造就了一批批党的优秀干部。在这里,我想提出以下三点希望。


首先,希望保持中央党校的优良校风,在干部中倡导良好的学风。中央党校迁入北京后,教学环境日益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条件也逐步提高。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不能丢,要永远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在我刚刚参加教学工作时,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教学相长的重要性。当时,校领导讲课前,与学员同在餐厅就餐、同住宿舍楼,听取学员意见,充分了解学员对讲课内容的需求。我们下班辅导经典著作,也十分尊重学员的意见,因为学员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教员、学员相互学习,彼此受益,提高很快。这种走群众路线的民主教学作风,使自己获益良多,不仅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提升了勇气和魄力,能够大胆地开展工作。


其次,希望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党建理论是从革命实践中应运而生的一门学科,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极强的实践性。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和作风上形成了完整的党建科学理论体系。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党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从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成为党要管党的首要任务。新形势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能够走在时代的前方,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初期,在各省党建教学中,存在着重经济、轻政治,重GDP指标、轻思想建设的现象,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解决。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懂经济,这样才能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出发,做好党的工作。同时,党的领导干部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真学习党章,加强思想修养,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工作能力。作为执政党党员,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保持政治生命长青。


最后,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员,还想对青年同志说几句。今天的社会是处于变革发展中的社会,青年同志拥有思想开放、知识丰富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当今的发展形势和政治环境,为党建学科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方面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良好的条件。衷心祝愿党校的青年同志们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作出新贡献!


(访谈整理:李德福   陈天林   胥  晴)